我叫周建国，今年六十三岁，过去三十八年来，我一直在县城第一中学教授数学。去年九月，我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。在离开学校的那一天，我没有参加欢送会，而是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，透过窗户凝视着校外的梧桐树，思绪万千。那棵梧桐树是我在刚到学校时栽种的，如今已经高过教学楼。三十八年间，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虽然许多名字我已记不清，但有三个学生的故事让我终生难忘。

第一个是陈志远。1996年，我教授高二（3）班，陈志远坐在最后一排，靠窗的位置。课堂上，他总是低着头，不是做梦，而是在默默作画。课本的空白页上满是他的创作——树木、鸟类、人脸和远山，线条流畅，明暗交错，连外行的我看到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灵动。然而，他的数学成绩堪忧，每次考试也就四十几分。除了数学，物理和化学同样不及格，唯独语文和美术总是名列前茅。

年轻时的我，心中充满责任感，觉得有必要将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提高。我多次找陈志远谈心，希望他不要再画那些“无用的东西”，上课认真听讲。他每次都点头答应，但第二天依旧如故。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在全班同学面前没收了他的画本。那本子里已经画得大半，包含铅笔素描、钢笔速写以及几幅圆珠笔肖像，栩栩如生。我将本子锁在办公室，告诉他：“等你数学考到九十分，我就还给你。”陈志远没有争论，只是用一种我难以言喻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是一盏小被调暗的灯。

此后，他确实不再画画，课堂上也抬起头来认真听讲，作业按时交。期中考试时，他的数学成绩进步到六十八分，令我欣喜不已，觉得我的方法奏效了。然而，我发现他的眼中不再闪烁光芒。高三那年，陈志远的成绩勉强够上三本，然而父亲认为读三本费用过高，决定让他早早去打工。高考结束后，他随乡亲去了广东的一家电子厂。这段经历我渐渐淡忘，直到2015年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年轻画家的报道，他在北京办了个人画展，作品被多个美术馆收藏。那位画家就是陈志远，报导中提到他是如何在工厂利用下班时间重新拾起画笔，自学成才，后来考入美术学院的成人班。

那个晚上，我在旧纸箱中翻找，终于找到了我曾告诉他九十分才能归还的画本。翻看那些画作，我感受到一个十六岁男孩用简单工具描绘的生动世界，而我却亲手为他关闭了那扇门。

第二个学生是林小慧，2003年我带的高一（1）班的佼佼者，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。她安静、努力，深受老师们喜爱。不过，她真正的热情在音乐上。这个秘密是后来从她的同桌那里得知的：每晚自习结束后，她会独自去学校小树林唱歌，却因母亲认为唱歌“无所事事”而不敢让人听见。

林小慧的母亲是我校的英语老师，对女儿要求极为严格，期望她能考入重点大学，拥有一份体面的高薪工作。后来，林小慧向母亲表明想考音乐学院的想法，她的母亲就来找我，请求我劝阻她。她平静但坚决地说：“周老师，她的数学那么好，去学音乐做什么？学音乐能有什么出路？”

我答应了她。第二天，我单独把林小慧叫到办公室，向她阐述许多“现实”的道理，告诉她学音乐的人那么多，能成就的又有几个。她数学天赋出众，为何要放弃？我说她可以先上大学，以后随时再学音乐。林小慧没有哭也没争辩，只是问我：“周老师，您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在做不喜欢的事情中，能做到最好吗？”